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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生每一胎都是殘酷血淋淋的試煉。」王伊蕾如此形容阿富汗、伊拉克的生產現場。
王伊蕾是台灣首位婦產專科無國界醫生。在台灣擔任婦產醫師逾30年、執業婦產科診所20多年的她，為了一圓年輕時的夢想，決定在50歲時申請加入國際非政府組織「無國界醫生」，並於2018年至2019年間，相繼到阿富汗、伊拉克執行任務。
加入「無國界醫生」行列後，王伊蕾於2018年底飛往阿富汗，在霍斯特母嬰醫院服務；並於2019年轉移至伊拉克諾布盧斯醫院。
我問王伊蕾，當電視機前的戰亂街景直入她眼簾，會害怕嗎？她笑著說，比較害怕醫療上的問題。
王伊蕾解釋，前往阿富汗前，「無國界醫生」安排了行前訓練，對於可能面對的各種狀況，盡可能提供因應方法。另一方面，組織內除了專業醫療人員，也有一半組成是談判、運補等其他專業人才，掌握當地第一手情資，每週五的安全會議，上級都會報告接下來一週必須注意的事宜。
「害怕是害怕，但選擇加入我就信任。這個組織也沒讓我失望。」
王伊蕾口中的醫療上問題，包括救不回病人，以及醫療資源不夠。
由於男女分隔明確，在當地，女性看診必須是由女醫師執行。然而，在女性受教權相對弱勢之下，女醫師也就相對缺乏，如此惡性循環，讓許多女性喪命於闌尾炎、蜂窩組織炎等病症，「這些病症在台灣只要小手術、吃個抗生素就可以了。」
王伊蕾談起一次救不回的經驗。一名初次懷胎的20歲阿富汗女子，患有重度妊娠高血壓，全身抽筋，當地神婆卻只要一家人虔誠祈禱，導致遲到第五日才送醫，女子已失去意識，胎兒也胎死腹中，必須轉診至大醫院急救。無情的是，由於阿富汗宵禁政策，不得不等到天亮才能轉院，「我陪在旁邊，看著她瞳孔越來越大，呼吸越來越慢，天漸漸亮，但20歲生命也沒了。」
面對難以消化的難過情緒，王伊蕾除了跟家人述說、書寫日誌，更常是被現實拉回來，「當你走不出來，手機就又響了，又是另一位大出血病人。」她說，另一位病患的危機便是自己的轉機，「當你把另一位病人搶救回來，就會發現你的工作還是有意義的。」
但也是在如此艱困環境下，王伊蕾看見女性的韌性。她曾遇到一位孕婦歪著腰走進醫院，說身體不太舒服，但超音波一照，才發現是子宮外孕，出血多達1000毫升。這種情況，若發生在台灣病患身上，是痛到死去活來的，王伊蕾說道。
沒有居高臨下的指導，只有共同學習和賦權
之所以將《我的戰場在產房》定為書名，所言無誇張。在阿富汗霍斯特母嬰醫院，平均一天新生兒數量為60至70個，根據2017年的統計資料，該醫院一年生產所接生的嬰兒數，將近整個台北市的數量。
王伊蕾初到阿富汗時，一下子面對太多生產，錯用台灣的執業方式，一個一個親自處理，搞得自己很累，壓力也大。因此，再到伊拉克，她便調整作法，多花心力在教育當地女醫師、助產士。
她也不斷強調，「無國界醫生」派到當地的醫師並沒有高出一等。「人道救援是基於人與人之間真心的關懷，不是施捨。」起初，不免遇上當地女醫師、助產士刻意與他們保持距離，但王伊蕾始終記著組織所提醒：shadow（學習）、empower（賦權）。
「我會先觀察，看他們哪些做得對、哪些不對，先這樣一到兩個禮拜，大概知道整個狀況。他們都很渴求醫療知識，所以我會採取良性交流，互相討論，帶入一些西方文獻，再去提到治療過程需要改善之處。」
舉例來說，在當地私人醫院，超音波檢查會額外收費，利益豐厚，因此被特定人士把持，當地醫師常是被趕出超音波室等拿報告，這導致他們不熟悉操作。王伊蕾看著一張張超音波照，影像模糊、嬰兒大小也與實際落差極大，她才意識到醫師們不會操作，卻又羞於開口。因此，她不居高臨下教導，而是分享操作訣竅，讓當地同事慢慢信任自己。
此外，王伊蕾也盡可能在當地建立流程、制度。因為她知道，如此才能讓人道救援持續下去，發揮意義。她解釋，「無國界醫生」組織通常會設下一個期限，希望醫院後續能慢慢轉由當地NGO接手，成為當地城市戰後或災後重建的一環。
例如，王伊蕾曾在諾布盧斯醫院進行產後大出血演習，分配好每位助產士的職責，以免面臨危急情況時，整個診療空間亂成一團；她也與醫院附近的助產單位溝通，建立互通有無的互助機制，讓順產孕婦送到助產單位，有狀況的孕婦能立即送至醫院救治。
為了當地女性的健康，她更向上級積極爭取到產後結紮的權利，為一些高齡者或不堪再孕的產婦進行產後結紮手術。我好奇地問，遇過最高生產紀錄是多少？王伊蕾回答：「20胎，G20（gravidity，指曾經懷孕過的次數，包括流產、死產），不是什麼G20峰會。」
王伊蕾與當地女醫師、助產士在工作上相互協助，久而久之，她們不只培養出同事情誼，更有了姐妹情誼。她們私下一起聚餐、玩樂，同事們掀起遮蔽全身的罩紗，各個完妝美麗，飾品繽紛，並互相分享Henna（指甲花）彩繪。
問起當地女性特別可愛之處？王伊蕾醫師毫不猶豫地回答：「我覺得所有女生都很可愛啊，包括我自己，這也是我從事這一行的原因。」
50歲才追夢，不會太遲
成為無國界醫生之前，王伊蕾前半生的志願是「婦產科醫師」。
「我的命就是一位婦產科醫師救下來的，」談起成為婦產科醫師的緣由，王伊蕾說，當年母親高齡38歲，原以為月事沒來是因為身體抱恙，到醫院檢查後，才發現是懷孕。她的母親本來不想留下，「但婦產科醫師說寶寶很健康，勸她把我留下來。」
從此，那題台灣人再熟悉不過的國小作文題目「我的志願」，王伊蕾為自己的人生寫下了「婦產科醫師」。她的高中好友笑說，王伊蕾可能是少數從小到大志願從一而終的人。
就讀陽明醫學院期間，王伊蕾參加學校服務性社團「勵青社」，大四那年，她跟著社團來到雲林四湖服務，那次服務讓她感受到自身之渺小──明明讀了這麼多書，卻依舊懂得太少，面對婆婆爺爺的疑難雜症，給不出正確有效的診斷。
但也是在那時，王伊蕾在與學長、同學們互相交流的過程中，得知了國際組織「無國界醫生」。就算當時連台灣偏鄉的長者都還幫助不了，她心中已對深入災區救助難民的工作，種下憧憬的種子。
1999年，「無國界醫生」榮獲諾貝爾和平獎。那一年，王伊蕾才剛分發至公立醫院服務期滿，兩位女兒嗷嗷待哺，她在新書中回憶：「我的心又飛揚了，但想到兩個上班前總拉著我不肯放的黏人幼兒，和還有二十年的房屋貸款，讓我飛揚的心直直摔回現實。」
奔向理想之前，她先扎扎實實地完成婦產專科訓練、成立自己的婦產科診所，同時經營家庭、將兩個年幼的小孩拉拔長大──只是，歲月飛速，隨著小孩陸續離家求學、出社會，她也陸續捎來幾位大學同窗的逝世消息，讓王伊蕾體悟到把握當下的重要。
她毅然決然暫時停止診所營業，投入「無國界醫生」的人道救援工作。
這一決定獲得全家人支持。對此，王伊蕾說：「從小孩小時候，他們就知道這個家的四個人都是獨立個體，對彼此的決定或想做的事情，只要互相確認是真正想做的、也能努力執行完成，就會彼此支持。」
王伊蕾尤其感謝同樣身為醫生的同窗伴侶。丈夫固然擔心安危問題，但他知道那是王伊蕾的夢想，所以他願意當她的後盾，協助處理申請過程的繁瑣文件。「我覺得最了不起的是，他對於自己是有所自信，才能樂觀其成地看待我的所有成就。」
作為首位婦產專科無國界醫生，王伊蕾強調，自己絕對不會是最後一位。
她說，50多歲才追夢的先例，是給有志之士的祝福與鼓勵，「加入無國界醫生，在當地所執行的臨床、行政，都是我過去每天工作所累積下來的，當能量累積夠久，只要夢想還在，哪天兩種結合一起，就會爆發出來。」
走過的路成為他人的養分
回台之後，王伊蕾繼續營業自己的婦產科診所，有些日常卻從此改變了。
她說，女兒們長大後都有自己生活，聯繫減少，但這趟冒險之旅，為母女之間再帶來話題，二女兒甚至協助將媽媽的「無國界醫生」故事分享到社群媒體，提醒臉書文不要又臭又長，要一千字以內、分成多段。
在阿富汗、伊拉克，王伊蕾把婦產知識傳承出去，而回國後，反倒是女兒教會了她如何分享在那裡的故事。也許，所有事物都是環環相扣，所追尋的一切，最後只為成就一個圓。
因為無國界醫生的經歷，王伊蕾開始到處演講分享。某一次，她應邀為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的演講，分享在阿富汗、伊拉克所學到的特殊接生方法。講座後，一位來聽講的醫師當天晚上值班便遇上特殊狀況的產婦，馬上嘗試了王伊蕾醫師所分享的特殊接生法，才順利解決問題。
「聽到這樣的故事，我都會想，我走過這麼多路，這麼辛苦去到阿富汗、伊拉克，會不會其實就是為了就這一位寶寶和他的媽媽，或幫助那一位學妹（醫師）。」（完）
【書籍資料】
《我的戰場在產房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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